探索校企党建共建新模式

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中文系教工第六支部是广东省“双创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坚持“文化引领，党建先行”的党建新思路，不断推进教学科研、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工作。刘惠明书记介绍了支部以文艺价值观培育为核心创新教学体系，并提出要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在未来争创多维度共建活动，发挥社会价值引领作用。

花城出版社创建于1981年，是现广州唯一的文艺出版社。据花城出版社副社长刘永光介绍，在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版社不仅关注各种文艺思潮，积极挖掘优秀文学作品，还紧随形势变化，冲破思想藩篱，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界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党建思想引领下，支部始终秉持创新求变，敢为人先的思想，注重发挥社会价值引领作用。

作为此次共建的学生团支部，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 2019 级汉语言文学二班团支部成员都是零零后的大学生，他们多次举办特色读书会活动，关注红色党建文化，具有新生代的青春活力。

回顾过往策划历程，文艺出版推陈出新

据悉，《广东“左联”作家作品及研究》丛书第一辑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广东籍“左联”作家，分别为洪灵菲、戴平万、冯铿。他们的文学事业是和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都曾深入参与“左联”的创始和发展，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不可忽视的岭南血脉。

花城社副总编辑张懿介绍了广东左翼文学出版的状况，并介绍了出版社在革命文艺方面的出版计划，包括左联作家的传记，还包括左联作家人物志、文学评传等。她期待这些作品的出版能够使左翼文学作品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到革命文化的历史价值和传承现状。

丛书责任编辑陈诗泳回顾了左联系列图书策划思路过程。她说，人们提起左联第一反应是鲁迅，对广东左联了解较少，但实际上广东作家在左联中居于很高地位。明年花城出版社会有意识地推出冯铿等女性作家作品，重点突出广东在中国革命文艺里的重要作用。

花城出版社陈宾杰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他希望出版社以后能够与一线研究者加深合作，通过文学作品研讨会等形式进行深入交流。本次与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师生的共建，正是对这种新形势的一次尝试，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进来。

研究左联文艺内容，探索人文科学精神

作为此次党建共建的重要内容，围绕已出版的《海滨杂记》《在洪流中》《都市之夜》三卷本，三方开展“广东左翼文学研讨会”，对广东左翼文艺与中国革命事业、花城出版社与广东左翼文学传播、现有作品中的伟大革命思想，以及人文学科建设从中汲取的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刘彦顺教授指出，现在对革命文学的讨论需要回望过去的历史语境，看到左联发展中注重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左联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基本组织，既上承五四精神，又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从这些作品来看，深入思考“人民性”应当成为研究者未来探讨的议题。

朱巧云教授从饶芃子教授收集、研究戴平万作品的经历讲起，认为花城出版社系列丛书的出版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也为学界研究左翼作家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她指出戴平万、洪灵菲等人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对当下文学创作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在戴平万的小说《出路》中，我读到了一代革命青年在革命道路上的‘彷徨’与‘坚定’。”郑焕钊副教授说道。他认为，这篇小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书写了对家乡的怀念与失望、以及母子之间难以形成相互安慰的心灵痛苦，并以此呈现了革命时代青年复杂的精神世界、内心痛苦及其革命理想的追求。郑焕钊将目光突破了地域，指出，理解广东革命文学，不应将其局限于地域文学的狭隘视角，广东革命文学的意义，只有在一种更加普遍的民族革命与解放的整体结构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左联革命文学是国家危亡时刻最为先锋的文学。作家们不满足于当时的民族生存现状，站在时代前列喊出了革命、救亡的口号。唐诗人老师进一步指出，今天的先锋文学就是重新接入现实、重新进入人民的文学，就是改变几十年来越来越书斋化、学院化的写作惯性，突破形式主义、纯技巧意义上的先锋文学认知。而讲到这几部作品中清晰的现实冲突和文学性融入现实的特点时，他说道，“今天的文学创作，完全可以有更清晰的现实感，但同时要遵从文学叙事逻辑，用文学的方式突出现实感和强调先锋性。这固然很难，但也是未来需要实现的方向。”

刘维邦博士后则从更广泛的角度去关照冯铿小说中的一些话题，例如对“人的解放”、“妇女解放”、“以人为本”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小说中呈现出的这些内容有利于未来对左联文学中思想发展史的探索，也在当下的环境中被注入了更多的意义。

青年研读红色文学，跨时空感受革命精神

构建年轻学子与革命文艺的对话与精神沟通，是革命文艺作品在当下出版的重要。此次党建共建活动以共读共悟为契机，在党建与团建的融合中，引导青年进入革命时空，感悟先辈精神。身为零零后，学子们也从个人接受角度发表了他们的阅读体会。

班长赵婷关注冯铿创作里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最后的出路》中，女性逐步觉醒后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及种种社会问题，而冯铿正在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让女性浮出历史地表，实现个人解放。

副班长苏颂然提到，戴平万在《出路》里将主人公比喻为“革命澎湃的潮流中”的一颗“忠实的沙粒”。她由此理解，个人的力量微小，但集体的力量强大。聚沙成坝，可抗狂风巨浪，而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联合起来，便可筑起新的长城，抵抗敌军。

“民族的革命和阶级的革命是整个时代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是去性别化的群体行为。”赵子陕说道。他从冯铿的创作中体会到了女性革命者的先进性，并看到了小说中去性别化的倾向。

团支书林思仪与作家洪灵菲是同乡人，对小说中潮汕地区的革命之火更为感同身受。“我们有幸生在一个自由而安定的年代，更需要通过先辈们留下的文字，创造出一个关联时空，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与先辈、与历史对话的共同平台。”她这样说道。

潮汕籍同学陈李涵从洪灵菲的个人经历出发，解读了作家身份的双重性对笔下人物的影响。《在洪流中》的主人公形象与五四叙事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区别开来，在四面楚歌、举步维艰的处境之下，革命者成为了洪流中的孤勇者。

谢乔羽指出了1927年冯铿的创作思想转变。她讲到，在冯铿前期的创作中，女性只能以了却生命来反抗压迫，后期使她们的反抗方式从自杀转为忍耐，通过有力的组织和团结的斗争来彻底解放群众。